将不诚实行为扫入地毯下：不道德行为如何导致对道德规则的遗忘
作者：Lisa L. Shu 和 Francesca Gino（哈佛大学）
摘要
不诚实的行为会产生各种心理后果。我们考察了其中一种后果是否可能是对道德规则的遗忘。在四个实验中，参与者有机会表现出不诚实的行为，从而通过在基于能力的任务中虚报自己的表现来赚取不合理的金钱。在任务开始前，他们接触到了道德规则（即荣誉准则）。那些作弊的人在表现出不诚实行为后，更有可能忘记道德规则，尽管他们记住与道德无关的信息的可能性是相同的（实验1）。此外，人们只有在作弊行为得以实施之后才表现出道德遗忘，而在作弊之前则没有（实验2），尽管有金钱激励要求他们准确回忆这些规则（实验3）。最后，道德遗忘似乎是由于作弊后获取道德规则的途径减少所致（实验4）。
关键词：不诚实、伦理、道德准则、道德遗忘、不道德行为
引言
公众不断对某些个人的欺骗性陈述感到震惊，这些人似乎在对陪审团、同行和委员会撒谎。那些受伦理决策框架指导的人——无论是誓言、荣誉准则、宗教教义还是社会规范——在声称自己忘记了这些原则时，往往显得非常真诚，即使他们显然应该记得这些原则。例如，考虑一下路易斯安那州曼德维尔市前市长Eddie Price III的案例，他在2010年因逃税指控被判处五年多联邦监禁。当他在法庭上接受判决时，他对新奥尔良美国地方法院说：“一路走来，我忘记了规则，我没有运用良好的判断力。”¹ 作为一个将管理税收作为工作职责一部分的民选官员，难道他会忘记自己也需要交税吗？也许他将关于繁重道德规则的记忆推到了一边，从而将良知从意识中驱散。
本文通过考察不诚实行为是否会损害记忆来探讨这种可能性。² 我们提出，不诚实的行为会促使人们忘记他们在有机会作弊之前接触到的道德规则（例如，道德准则）。我们还建议，一旦个体表现出不诚实的行为，他们就会无意识地抑制那些旨在指导其行为的道德规范的记忆。
不道德行为的后果
个体参与不道德行为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几项研究记录了情境对我们道德决策产生影响的惊人程度（例如，Monin & Jordan, 2009; Zhong, Liljenquist, & Cain, 2009）。与固定的基于特质的道德观（例如，Kohlberg, 1981; Rest, 1986）相反，最近的研究将注意力转向了情境因素在决定道德行动和信念方面的力量。米尔格拉姆（Milgram）关于服从的经典研究揭示了即使是微小的权威人物（仅仅是实验者）也能在多大程度上令人震惊地影响参与者的伦理决策，以至于参与者甚至会对另一个人造成明显的重大伤害（Milgram, 1974）。最近，研究记录了影响个体伦理判断和决策的环境因素——从工作激励和组织文化（Ferrell, Gresham, & Fraedrich, 1989; Treviño, 1986）到细微的线索，如环境照明（Zhong, Bohns, & Gino, 2010）、直接环境中财富的展示（Gino & Pierce, 2009）以及环境的清洁度（Zhong, Strejcek, & Sivanathan, 2011）。
无论导致不道德行为的具体来源是什么，不诚实往往会引发负面情绪，如内疚（Klass, 1978; Wright, 1971）或不适（Noel, 1973; Shaffer, 1975）。正如公正理论（Lerner, 1970, 1977）所提出的，个体受到将自己视为公正世界中有道德的参与者的需求的驱使。由于人们渴望成为有道德的人并被他人如此看待，他们的道德越轨行为往往会导致负面情绪和不适（Klass, 1978）。这种不适或心理紧张（Festinger, 1957）源于行动（即个人的越轨行为）与目标或内在信念（个人成为有道德的人的愿望）之间的不一致。反过来，这种紧张带来的痛苦会导致认知失调动机（Elliot & Devine, 1994），或“促使或‘驱动’态度改变过程的心理不适”（Fazio & Cooper, 1983）。
为了减少这种心理痛苦，人们要么修改自己的行为使其更接近目标，要么修改自己对该行为的信念（Baumeister & Heatherton, 1996; Elkin & Leippe, 1986）。例如，在犯下道德越轨行为后，人们更有可能顺从直接的求助请求，即使顺从并不能减轻造成的伤害，即使请求者不知道之前的越轨行为（Carlsmith & Gross, 1969; McMillen, 1970, 1971; McMillen & Austin, 1971）。人们在道德领域减轻失调痛苦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道德推脱允许人们重新包装他们关于道德上可疑行为的信念，从而使该行为被重新解释为道德上允许的（Bandura, 1990; Bandura et al., 1996）。Shu, Gino和Bazerman（2011）发现，当面临允许为了经济利益而作弊的宽容环境时，作弊的个体随后会在道德上推脱，将作弊重新定义为允许的行为。这可能会引发一个滑向不断升级的不道德行为的滑坡，使得允许不诚实的环境导致越来越宽松的伦理标准。这种道德标准的放松有助于保持一个人的道德自我形象，即使其行为已经漂移到道德上可疑的领域。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研究不道德行为的另一个潜在后果——对道德规则的记忆受损——来偏离这项研究。我们提出，在接触道德规则后表现出不诚实的行为，会增加个体忘记与道德相关信息的动机，并将道德规则从记忆中抑制。
动机性遗忘
人们花费时间和精力试图调节他们的思想和记忆内容（Payne & Corrigan, 2007），他们通过几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点。一种方式是有选择性地关注他们世界的某些方面（Jacoby, Kelley, & McElree, 1999）。事实上，人们如何引导他们的注意力强烈影响了他们后来回忆起了什么（Broadbent, 1957）。人们调节记忆内容的第二种方式是有意抑制不需要的想法。第二种调节的有效性取决于各种因素，例如是否有注意力或好的分心物可用（Wegner, 1994）。
无论人们通过何种方式调节记忆内容，研究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在希望的时候忘记某些信息（Bjork, 1970; Bjork & Woodward, 1973）。例如，研究发现，人们在回忆过去时是“修正主义历史学家”（Ross, McFarland, Conway, & Zanna, 1983），他们以支持其决策的方式选择性地回忆信息。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决定是否将一名假设的患者住院。后来，当回忆他们的决定时，他们记住的支持其决定的信息多于不支持其决定的信息（Dellarosa & Bourne, 1984）。相关研究发现，人们会对过去的选择进行“选择支持性记忆扭曲”，即过度将积极特征归因于所选选项，将消极特征归因于未选选项（Mather & Johnson, 2000; Mather, Shafir, & Johnson, 2000）。这种记忆偏差不会发生在实验者指定的选择中（Benney & Henkel, 2006），但当人们被引导对其之前的选择持有错误信念时，就会发生这种偏差（Henkel & Mather, 2007）。综上所述，这些发现表明动机是记忆的关键组成部分。
在态度和信念领域，人们通常声称他们一直相信他们现在所相信的（Bem & McConnell, 1970; Goethals & Reckman, 1973）。人们修改他们对以前态度的记忆，以保持与当前态度的一致性（例如，Bem & Connell, 1970; Bandura et al., 1996）。在调查自我知觉理论如何解释认知失调的研究中，当标准服从实验中的参与者被要求回忆他们操纵前的态度时，他们不记得自己曾经持有过不同的态度（Bem & McConnell, 1970）。撰写反态度的文章对这些服从条件的参与者产生了预测的态度改变。重要的是，参与者实际上相信他们以前的态度与操纵后的态度是一样的，并且没有意识到任何态度改变。后续研究在其他背景下发现了类似的结果。例如，Goethals和Reckman（1973）表明，人们倾向于扭曲他们对某一话题最初立场的回忆，以使其与他们的新态度保持一致。即使要回忆的事件是对他人的有害行为，人们也会通过扭曲情境的各个方面来重新解释它，以便他们能够诽谤受害者（Bandura et al., 1996）。这一证据支持了人们通过修改记忆来减少失调的解释。
忘记关于以前事件的信息当然是有益的。Bjork（1989）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动机性遗忘如何帮助那些每天把车停在新位置的司机。虽然对司机来说记住今天把车停在哪里很有用，但忘记昨天把车停在哪里也同样有用，因为这些信息会对汽车的当前位置产生混淆。同样，动机性遗忘可以帮助人们在接收新信息时在其他领域更新他们的记忆。在态度和信念领域，动机性遗忘有助于减少失调和对未选择选项的遗憾。
然而，与此同时，动机性记忆错误构成了记忆准确性问题，这对问责制和学习有影响（Mather, Shafir, & Johnson, 2000）。这个问题在伦理领域尤为相关，因为未能从过去的不道德行为中吸取教训或加以解释，可能会助长未来的不诚实行为。在四项研究中，我们直接测试了伦理决策中这种动机性记忆错误的证据。特别是，我们考察了在决定表现出不道德行为之后，是否会发生对道德规则的动机性遗忘。人们可能会在表现出不诚实行为后，选择性地忘记与其行为不一致的道德规则。我们预测不道德行为会导致对道德规则的遗忘。
解释道德规则的遗忘
我们还研究了道德规则的遗忘是如何发生的。研究发现，当人们被提醒想起他们宁愿不去想的事情时，他们会试图将不需要的记忆从意识中抑制掉（Anderson & Green, 2001; Anderson & Levy, 2009）。Mather和Mangold（2008）考察了人们是否会自发地相对于中性或积极记忆来抑制消极记忆。Anderson和Levy（2009）发现，人们通过停止检索这些记忆来控制对不需要的项目的记忆。记忆抑制会主动募集外侧前额叶皮层来抑制检索过程。Anderson, Bjork和Bjork（2000）早就确立，这种由检索受损引起的遗忘，并不是由于练习其他记忆随后挤掉了被忽视的项目造成的干扰。相反，人们通过主动抑制将不需要的记忆排除在意识之外，通过激活外侧前额叶皮层来减少海马体的活动（Anderson & Levy, 2009）。这种遗忘（发生在检索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必然需要动机；因此它被称为“动机性遗忘”。
这项工作表明，忘记不需要的记忆（例如，引起愤怒、内疚或羞耻的记忆）可能会引发一个主动抑制过程：人们通过抑制控制停止检索来自动控制这些记忆。通过检索抑制，人们有意减少记忆项目的激活（Anderson & Bjork, 1994）。有趣的是，动机性遗忘表明人们并没有完全抹去他们想要忘记的事件。相反，是获取这些事件的途径被阻断了。在道德领域，先前的研究发现，不诚实往往会导致内疚和羞耻感（Wright, 1971），尤其是当它发生在接触道德规则之后。因此，就像人们通过抑制获取这些记忆的途径来抑制不需要的记忆一样，不诚实行为后对道德规则的遗忘可能是由于总体上减少了对道德概念的获取。我们假设，不道德行为抑制了对道德概念的获取，从而导致了对道德规则的遗忘。
研究概述
我们在四个实验中测试了这些预测。在我们的研究中，参与者有机会通过在基于能力的任务中虚报自己的表现来赚取不合理的金钱，从而表现出不诚实的行为。在完成任务之前，他们接触到了道德规则（例如，学术荣誉准则）。任务结束后，他们完成了一项记忆测试，测试内容包含关于他们最初接触到的道德规则的问题。我们发现，与在有机会作弊时表现诚实的人相比，表现不诚实的人在作弊后记住的道德规则更少。作弊者和不作弊者在一般记忆能力上没有差异；作弊后，人们仍然能够准确回忆中性项目，但不能回忆道德准则中的项目（实验1）。我们的结果还表明，对道德项目记忆受损是由遗忘驱动的，而不是由编码差异引起的：人们只有在具体的作弊行为得以实施之后才表现出对道德规则的遗忘，而在有机会作弊之前则没有（实验2）。此外，我们证明，即使人们有金钱激励去准确回忆道德规则，对道德规则的遗忘依然存在（实验3）。最后，我们考察了遗忘道德规则的潜在机制，发现它实际上可能是由于总体上减少了对道德概念的获取（实验4）。
实验 1：遗忘道德规则
我们的第一个实验通过让参与者在接触道德准则后获得作弊的机会，然后测量对道德项目的回忆准确性，来测试不诚实行为是否会导致对道德规则的遗忘。除了道德项目外，我们还要求参与者阅读并回忆中性项目，以排除对这种假设关系的另一种解释：作弊者记忆力差。也就是说，道德和记忆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相关性，即不道德的人天生也更健忘。如果作弊实际上与原始记忆能力相关，那么我们预期，与之前任务中没有作弊的参与者相比，作弊的参与者能准确记住的中性（以及道德）项目会更少。
另一种可能是，作弊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紧张或焦虑，他们随后的表现焦虑使他们更容易健忘。如果这种替代解释有效，那么我们预期会发现在道德和中性项目回忆上的差异。通过包含一个由中性和道德项目组成的记忆任务，我们测试了这种可能的替代解释。
最后，实验1包含了一个参与者无法作弊的控制条件，以测试我们假设的记忆效应的方向：是作弊者遗忘了，还是抵制作弊的人特别能记住道德信息。
方法
参与者。 109名美国某大学的大学生（59%男性；平均年龄=20.74，标准差=1.55）参与了研究。他们获得了2美元的出场费，并有机会在研究期间额外赚取10美元。
设计与程序。 本研究采用 2（作弊机会：回收条件 vs. 控制条件）× 2（记忆任务内容：与道德相关 vs. 中性）的混合设计。第一个因素为被试间设计，第二个因素为被试内设计。
研究包括两个任务：理解任务和问题解决任务。
理解任务。 在理解任务中，我们给参与者两篇不同的文章阅读：一篇是两页纸的学术荣誉准则（改编自Shu等人，2011——见附录A），另一篇是长度相似的关于马萨诸塞州驾照资格的文章。我们选择这种中性材料是因为它与荣誉准则相似，提供了行为指南（即交通规则）；但它在一个重要方面不同：它本身与道德无关。参与者被告知，在研究的后期他们会被问到关于这些材料的问题。我们在不同场次中平衡了两篇文章的呈现顺序。实验者大声朗读这两篇文章，参与者被要求在纸上跟着看。然后，她解释了问题解决任务的说明，并提供了解决任务和获得报酬的细节。
问题解决任务。 在问题解决任务中，所有参与者收到两张纸。第一张是工作表，包含20个矩阵，每个矩阵包含12个三位数（例如，7.12；任务改编自Mazar, Amir, & Ariely, 2008）。第二张是收集单，参与者应在上面报告他们的表现并回答关于性别和年龄的问题。收集单印在这张纸的一面，另一面印有带说明的示例。参与者有四分钟时间找出每个矩阵中相加等于10的两个数字；这个时间不足以让任何人解决所有20个矩阵。每个矩阵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每解决一个矩阵，参与者将获得0.50美元。
在回收条件中，参与者还收到了一个装有十美元（九张一美元钞票和四枚25美分硬币）的信封。四分钟过后，参与者被要求数出正确解决的矩阵数量，将此数字写在收集单上，走到位于房间角落的回收箱，放下他们的工作表。接下来，他们支付给自己所赚取的金额，并将装有剩余金额的信封和收集单放入位于回收箱旁边的纸箱中。
在控制条件中，四分钟的矩阵任务结束后，实验者检查每个参与者正确解决了多少个矩阵，将他们的分数写在收集单上，并根据他们的表现支付报酬。
矩阵任务使我们能够直接测量每个个体在回收条件下的作弊水平。在这种条件下，参与者的矩阵工作表除了一个数字（在一个矩阵的一个数字中）外完全相同，这个数字对每个人都是唯一的——这种差异参与者察觉不到。这一个数字与收集单另一面作为示例给出的矩阵中某个单元格中的最后一个数字相匹配。我们后来从回收箱中提取参与者的工作表，并将其与他们的收集单进行匹配。因此，我们可以比较回收条件下的实际表现与报告表现。如果这些数字对某个个体不同，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该个体的作弊水平。
记忆任务。 在进行问题解决任务后，参与者完成了他们在研究开始时阅读的理解项目的记忆测试，包括荣誉准则和驾照手册。我们平衡了这两次测试的理解问题的顺序。每次测试包含七个关于参与者阅读材料的中等难度问题。五个是选择题，两个是开放式问题（用一个或两个词回答）。关于荣誉准则的问题示例包括：“学术不端行为会伤害谁？”以及“根据荣誉准则，以下哪项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关于驾照手册的问题示例包括：“什么不需要启动驾照暂停程序？”以及“以下哪种情况是必须暂停驾照的？”
在研究之前，记忆测试中包含的问题在一组不重叠的参与者身上进行了试测，以确认两次测试之间在表现分布和回忆难度上没有差异。试测还证实了这些问题具有中等难度。
结果
作弊程度。 32%的参与者（18/56）在回收条件下的矩阵任务中通过虚报表现进行了作弊（见表1）。在这些参与者中，12人虚报了2-5个矩阵，5人虚报了7个，只有1名参与者虚报了11个矩阵。没有参与者少报矩阵任务的表现。
作弊与记忆。 我们的主要假设是作弊行为会导致对道德规则的遗忘。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我们首先考虑了有作弊机会条件下的参与者。2（作弊 vs. 未作弊）× 2（道德 vs. 中性项目）混合方差分析（ANOVA）显示显著的交互效应，F(1, 54)=4.97, p=.03, ηp²=.08。参与者作弊时回忆起的道德项目少于未作弊时，t(54)=-2.67, p=.01，但他们记住的中性项目数量大致相同，t(54)<1, p=.64。
与这些结果一致，作弊者虚报的程度与道德项目的准确回忆显著相关，r=-0.51, p<.04，但与中性项目的准确回忆不相关，r=0.13, p=.62。
我们还提出，作弊者回忆起的道德项目会少于未作弊的参与者，而不是未作弊者记得更好。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将三组（作弊：回收/作弊 vs. 回收/未作弊 vs. 无作弊机会）视为不同的组，以便我们可以将作弊者和未作弊者与控制条件（即无作弊机会）的参与者进行比较。我们使用参与者正确回忆的道德或中性项目数量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单独分析。⁴ 参与者回忆的道德项目数量在不同条件下存在显著差异，F(2, 106)=5.42, p<.01, ηp²=.09：回收条件下的作弊者回忆的项目少于回收条件下未作弊的参与者（p<.01）和无作弊机会的参与者（p<.01）。我们还发现，回收/未作弊条件与控制条件之间参与者回忆的道德项目数量没有显著差异，p=.79。这些结果表明作弊者遗忘了道德规则，并且不支持未作弊者能更好记住道德项目的替代解释。重要的是，在三种作弊条件下，参与者记住的中性项目数量大致相同，F(2, 106)<1, p=.57, ηp²=.01。
讨论
这些结果为“不道德行为导致对道德规则的遗忘”这一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此外，这些发现表明，在道德项目上观察到的记忆差异不能归因于作弊者和未作弊者之间一般记忆能力的差异。与未作弊者和控制条件参与者相比，作弊者能够准确回忆中性项目，但无法回忆道德项目。中性项目记忆没有差异表明，作弊者并没有天生糟糕的记忆力；相反，他们的健忘专门延伸到与道德相关的项目。
此外，一般记忆能力（在作弊者、未作弊者和没有作弊机会的控制参与者之间）缺乏差异，这与以下解释不一致：作弊者对荣誉准则问题的记忆受损是因为他们紧张，且焦虑干扰了任务表现。作弊者仅对道德项目表现出选择性遗忘；他们回忆中性项目的表现与未作弊者和控制参与者一样好。
这是为您继续翻译的论文第二部分，包含了实验二、实验三和实验四的完整内容。为了保证学术严谨性和翻译质量，我在此处再次暂停。
实验 2：遗忘的证据
实验1提供了证据，表明与不作弊的人相比，作弊者记住的道德项目更少。但这里仍有一个重要问题：究竟是作弊行为影响了道德信息的回忆，还是那些阅读道德信息不够仔细的人本身就更容易作弊？在实验2中，我们通过在参与者有机会作弊之前增加一项记忆任务，来检验作弊与道德规则遗忘之间的因果关系。
方法
参与者。 123名美国某大学的学生（52%男性；平均年龄=21.37，标准差=2.16）同意参与研究。他们获得了2美元的出场费，并有机会在研究期间额外赚取10美元。
设计。 本研究采用 2（作弊机会：回收条件 vs. 控制条件）× 2（记忆任务时间：作弊机会前 vs. 作弊机会后）的混合设计。第一个因素为被试间设计，第二个因素为被试内设计。为了确保在有机会作弊的条件下，根据作弊选择分配到的各组参与人数平衡，我们将约三分之一的参与者分配到无作弊机会的控制条件，其余分配到有机会作弊的条件。
程序。 研究使用了与实验1相同的程序，但有两个重要区别（任务顺序见图1）。首先，理解任务包含两个不同的道德准则，实验者在研究开始时为参与者大声朗读：实验1中使用的荣誉准则，以及《十诫》（如Mazar等人，2008）。大声朗读材料的目的是确保参与者不是在敷衍略读道德准则。我们在不同场次中平衡了这两个道德准则的呈现顺序。其次，研究包含两次记忆任务：一次在问题解决任务之前，一次在之后。我们在不同场次中平衡了这两次记忆任务的呈现顺序。
这种设计使我们能够检验：与未作弊者和控制组参与者相比，作弊者在第二次记忆任务上的表现是否比第一次更差。我们借此检验“阅读道德信息不仔细的人更容易作弊”这一替代解释，以支持我们“作弊影响道德信息回忆”的假设。
结果与讨论
作弊程度。 结果总结于表2。38%（30/78）的参与者在问题解决任务中作弊。在这些参与者中，25人虚报了2-5个矩阵，4人虚报了6个，只有1人虚报了7个矩阵。与实验1一样，没有参与者少报表现。
作弊与记忆。 与之前一样，我们首先仅使用有机会作弊条件下的数据，进行了 2（作弊 vs. 未作弊）× 2（记忆任务时间）的混合方差分析（ANOVA）。该分析显示了显著的交互效应，F(1, 74)=2.93, p=.09, ηp²=.04。参与者在作弊时，第二次任务回忆起的道德项目少于未作弊时，t(54)=-2.42, p=.018；但在第一次任务中，他们记住的道德项目数量大致相同，t(54)<1, p=.80。进一步支持作弊与遗忘道德规则之间关系的是，作弊者在矩阵任务上虚报的程度与第二次任务中道德项目的准确回忆显著负相关，r=-0.44, p<.02，但与第一次任务的准确回忆不相关，r=0.07, p=.71。
接下来，我们将三组（回收/作弊 vs. 回收/未作弊 vs. 无作弊机会）视为不同组别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参与者在第二次记忆任务（即在有机会作弊之后完成的测试）中回忆起的道德项目数量在不同条件下存在差异，F(2, 120)=4.82, p=.01, ηp²=.07。回收条件下的作弊者回忆的项目少于回收条件下未作弊的参与者（p<.02）和无作弊机会的控制组参与者（p<.01），而回收/未作弊条件与控制条件之间无显著差异，p=.64。然而，在第一次记忆任务（即在有机会作弊之前完成的测试）中，所有参与者在各条件下记住的道德项目数量大致相同，F(2, 120)<1, p=.78, ηp²=.004。
这些结果帮助我们排除了“阅读道德信息不仔细的人更容易作弊”的替代解释。重要的是，实验2的发现确立了作弊对道德信息回忆的影响，证明了作弊机会出现后的记忆差异并非由记忆道德规则的先天能力差异所驱动。
实验 3：作弊与遗忘道德规则
尽管实验1和2提供了一致的证据表明作弊会导致遗忘道德规则，但在这两项研究中，不道德行为都是参与者自我选择的。⁵ 在实验3中，我们通过将参与者随机分配到作弊或不作弊条件来解决这一限制。我们在处理条件中使用了一种通过“遗漏（omission）”而非“主动行为（commission）”来作弊的任务，以便在多轮测试中，作弊成为主导反应。
此外，在实验3中，我们操纵了参与者是否因准确回忆而获得金钱激励。我们为记忆任务增加激励，是为了帮助检测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所说的“遗忘道德规则”实际上只是作弊者的一种报告偏差（即作弊者隐瞒了正确答案）。我们希望观察，如果让遗忘变得有代价，是否会影响道德遗忘的程度。如果即使在人们因准确记忆而获得报酬的情况下记忆力依然受损，这将进一步确立作弊后遗忘道德规则的效应——特别是当作弊者最初作弊的原因就是为了赚钱时。我们还测量了参与者完成记忆任务所花费的时间，以试图检测作弊者和未作弊者在记忆提取上付出的努力是否存在差异。
方法
参与者。 137名美国某大学的学生和员工（40%男性；平均年龄=26.26，标准差=10.86）同意参与研究。
设计。 本研究采用 2（作弊：作弊 vs. 不作弊）× 3（记忆任务报酬：预期报酬 vs. 意外报酬 vs. 无激励）的被试间设计。参与者获得2美元出场费，并可根据其在各项任务中的表现在研究期间额外赚取最多25美元。
程序。 在每个实验环节开始时，告知参与者他们将完成一系列任务。实验包括三个主要任务：理解任务、问题解决任务和简短的在线调查。我们在问题解决任务前后各加入了一个2分钟的填充任务（任务顺序见图2）。理解任务首先包含阅读，随后在研究后期进行记忆测试。
理解任务。 参与者在规定时间内阅读实验1和2中使用的荣誉准则，并被告知稍后会被问到相关问题。参与者在最终在线调查前完成的记忆任务包含10道选择题和开放式问题。我们操纵了参与者收到的关于该任务报酬的信息。在无激励条件下，参与者不因记忆任务获得额外报酬。在预期报酬和意外报酬条件下，参与者每正确回忆一个荣誉准则项目即可获得1.50美元。在预期报酬条件下，参与者在阅读荣誉准则后、问题解决任务前被告知此额外报酬。在意外报酬条件下，参与者仅在记忆任务开始时才被告知此额外报酬。我们设置这两种报酬条件，是为了检测参与者在不同条件下是否在不同任务间分配（即使用心理账户分配）注意力和努力方面存在差异。
阅读荣誉准则的规定时间结束后，参与者完成了一个3分钟的填充任务。然后他们进入问题解决任务。
问题解决任务。 参与者进行了一项基于电脑的心算任务，需要计算20道不同的SAT数学和逻辑题的答案，题目逐题呈现（改编自von Hippel等人，2005）。所有20道题均为选择题。参与者有40秒时间回答每题。说明告知参与者，他们可以根据在此任务中的表现赚取额外金钱。具体而言，每答对一题获得0.50美元，最多额外获得10美元。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任务说明包含了两个示例问题，以便他们熟悉任务。
我们在第二个任务开始时引入了作弊操纵。在不作弊条件下，参与者在没有进一步说明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在作弊条件下，实验者告知参与者电脑出现了程序故障：当他们解答每道题时，正确答案会显示在屏幕上，除非他们在问题出现后5秒内按空格键阻止其显示。实验者还告知参与者，虽然没有人能看出他们是否按了空格键，但他们应该尝试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程序的这一功能是设计选择而非故障，并且按空格键的次数被记录了下来。因此，参与者有机会通过不按空格键来作弊，从而未能阻止正确答案显示在屏幕上。在这个任务中，作弊是通过遗漏而非主动行为发生的，并且是在多轮中而非一次性发生。这种程序使作弊成为主导反应（Jordan等人，2011）。
问题解决任务完成后，参与者完成了另一个3分钟的填充任务。该填充任务包含一个20项的情绪测量，以及一个自我效能感测量，以探索记忆能力差异是否由情绪或感知自我效能感差异引起的潜在替代解释。接下来，参与者进行记忆任务（在电脑上完成），随后是包含几个人口统计学问题的简短在线调查。
测量指标。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项目均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1=强烈不同意，7=强烈同意）。
自我效能感。 我们使用改编自Bandura（1990）的三项目量表评估自我效能感，要求参与者指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有能力、胜任并能有效完成给定任务，α=.89。
积极和消极情绪。 参与者完成了20项状态的积极和消极情绪量表（PANAS）（Watson等人，1988），包含10项积极情绪（如热情、受启发；α=.89）和10项消极情绪（如心烦、痛苦；α=.93）。
结果
在随机分配到作弊条件的参与者中，只有一人在问题解决任务的20轮中没有作弊。我们在分析中包含了这名参与者，但请注意，将其排除后结果的性质和显著性并未改变。
遗忘道德规则。 2（作弊）× 3（记忆任务报酬）的方差分析显示，作弊的参与者记住的道德项目（M=4.53, SD=1.89）少于不作弊的参与者（M=6.41, SD=1.61），F(1, 131)=45.23, p<.001, ηp²=.26。激励的主效应显著，F(2, 131)=2.46, p=.09, ηp²=.04，交互作用也显著，F(2, 131)=3.74, p=.026, ηp²=.05：激励影响了不作弊条件下参与者回忆的项目数量，F(2, 68)=8.65, p<.001, ηp²=.20，但不影响作弊条件下参与者的回忆，F(2, 63)<1。在不作弊条件下，当没有准确回忆的激励时，参与者记住的道德项目较少（M=5.52），而与预期有报酬（M=6.74, p<.01）或在记忆任务前刚得知激励（M=7.19, p<.001）时相比更少。后两种条件下正确回忆的项目数量没有差异，p=.31；这表明参与者没有设定可能影响其在记忆任务上努力的收益目标。
记忆任务耗时。 使用记忆任务耗时作为因变量的类似 2×3 方差分析显示，我们的任何操纵均无显著效应，所有 p>.42。使用这种隐性测量，我们未检测到各条件下记忆任务耗时的差异。我们感兴趣的是使用反应时作为非干扰性测量，以帮助标记那些似乎在记忆任务上花费更多时间或努力的任何条件。尽管我们应谨慎解释零结果，但这种缺乏差异的情况并不支持以下解释：我们的作弊操纵在随后的记忆提取中造成了各条件在时间或努力上的差异。
自我效能感。 我们的操纵在问题解决任务后未对参与者的自我效能感产生显著差异，所有 p>.53。
积极和消极情绪。 同样，我们的操纵未对参与者的积极情绪产生显著差异，所有 p>.23。至于消极情绪，作弊条件下的参与者报告了更高的消极情绪（M=3.07, SD=1.44），高于不作弊条件下的参与者（M=2.69, SD=1.01），F(1, 131)=3.24, p=.074, ηp²=.024。然而，消极情绪并未中介作弊与遗忘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与参与者记住的道德项目数量无关，B=-.16, p=.21。我们注意到，当仅考虑专门与紧张相关的项目（即紧张、痛苦、焦躁和害怕）时，我们复制了相同的发现。
讨论
实验3的结果表明，不道德行为会导致遗忘道德规则。此外，这些发现表明，即使参与者有记住的激励，作弊后遗忘道德规则的现象依然存在，因为参与者在表现出不诚实行为后记住的道德规则更少，即使他们因记住而获得报酬。遗忘道德规则并未被记住的财务激励所弥补——即使作弊者最初作弊是为了赚取更高的收入。此外，记忆任务的反应时数据未检测到作弊者和未作弊者在努力程度上的差异。
实验 4：对道德规则的无意识抑制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结果表明，当人们表现出不诚实时，他们倾向于忘记最初接触到的道德规则。这种道德规则的遗忘是如何发生的？为了覆盖对道德规则的记忆，人们可能会无意识地抑制道德规则的提取。由于无法直接观察到个体的意识（Anderson & Levy, 2009），因此很难知道一个人是否阻止了以前学过的道德规则进入意识。在这里，我们使用词汇补全任务（word-completion task）来检验不诚实是否会导致对道德的隐性回避。
词汇补全测试评估隐性认知过程（Bassili & Smith, 1986），从而允许我们测试参与者在问题解决任务中的行为是否影响了他们的选词和隐性思维过程。在实验4使用的词汇补全测试中，我们包含了荣誉准则中提到的与伦理相关的词汇、荣誉准则中提到的与伦理无关的词汇，以及中性词汇。
为了检验在接触道德项目后作弊的人是否无意识地将与伦理相关的词汇从记忆中抑制，实验4包含了两个被试间操纵：作弊（如实验3），以及理解任务的存在与否。第二个操纵决定了参与者最初是否接触过道德规则。
如果在接触道德项目后作弊的人在词汇补全测试中使用与伦理和道德相关的词汇的可能性，低于最初未接触道德规则的人（包括作弊者和未作弊者），那么我们就有了抑制道德项目的证据。
方法
参与者。 177名美国东南部某大学的学生和员工（36%女性；平均年龄=26.73，标准差=5.83）有偿参与了研究。
设计。 本研究采用 2（作弊：作弊 vs. 不作弊）× 2（记忆任务：有 vs. 无）的被试间设计。参与者获得4美元出场费，并可根据其在各项任务中的表现额外赚取最多10美元。
程序。 我们使用了与实验3无激励条件相同的程序，但有三个主要区别（各条件下的任务顺序见图3）。首先，一半的参与者没有完成理解任务。这些参与者没有阅读荣誉准则，后来也没有完成记忆任务。
其次，我们在记忆任务中包含了两组问题。第一组与实验3中使用的十个问题相同。第二组问题涉及荣誉准则的格式而非内容（例如，“荣誉准则包含几个部分？”和“带有荣誉准则的文件中有可见的页码吗？”）。我们包含第二组问题是为了检验作弊是否损害了对道德项目的记忆，但释放了资源以更好地记住荣誉准则中与伦理无关的其他方面。我们记录了参与者在每组问题上花费的时间。
第三，我们在参与者完成问题解决任务后直接引入了词汇补全任务。在词汇补全任务中，给参与者一份缺少字母的单词列表，并要求他们填空以组成完整、有意义的单词，使用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我们包含了四组单词，每组四个：1）可以补全为荣誉准则中提到的伦理相关词汇；2）可以补全为荣誉准则中未提到的伦理相关词汇；3）可以补全为荣誉准则中提到的中性词汇；4）可以补全为荣誉准则中未提到的中性词汇。我们记录了参与者在四组单词上花费的时间。
结果
所有随机分配到作弊条件的参与者至少在问题解决任务的一轮中作弊了。
我们仅对完成理解任务的参与者进行主要分析，并检验了作弊操纵对研究中包含的测量的影响。主要分析的目标有两方面：通过表明作弊导致遗忘道德规则来复制实验1至3的结果，并检验这种关系是否由伦理相关概念的易得性（accessibility）所中介。
遗忘道德规则。 作弊的参与者记住的与荣誉准则内容相关的道德项目（M=5.41, SD=1.53）少于不作弊的参与者（M=6.07, SD=1.54），t(90)=-2.06, p<.05，但在此任务上花费的时间相同，p=.79。然而，在涉及荣誉准则中文本格式的问题上，作弊条件下的参与者记住的项目数量与不作弊条件下的参与者大致相同，M_作弊=7.31, SD=1.36 vs. M_不作弊=6.95, SD=1.43；t(90)=1.24, p=.22。此外，两组在第二组问题上花费的时间大致相同，p=.87。
词汇补全任务。 我们的作弊操纵也影响了参与者回忆起的与伦理相关的词汇数量，无论这些词汇是否来自荣誉准则：来自荣誉准则的，M_作弊=0.23, SD=0.47 vs. M_不作弊=1.07, SD=1.21；t(2)=-4.67, p<.001；不来自荣誉准则的，M_作弊=1.60, SD=1.12 vs. M_不作弊=2.34, SD=1.02；t(92)=-3.31, p<.01。然而，作弊并未导致参与者回忆的中性词汇数量产生差异，无论这些词汇是否是荣誉准则的一部分，t(92)=-1.02, p=.31，或不是，t(92)<1, p=.32。此外，我们未发现各作弊条件在词汇补全任务各个组成部分上花费的时间有任何显著差异，所有 p>.24。
中介分析。 接下来，我们检验了伦理相关概念（无论是否来自荣誉准则）易得性的降低是否中介了作弊对遗忘道德规则的影响（Baron & Kenny, 1986）。在控制作弊的情况下，参与者使用的伦理相关词汇数量预测了较少的遗忘，β_来自荣誉准则=.48, p<.001，且 β_一般=.33, p<.001。在控制了伦理相关词汇数量（两种类型）后，作弊对遗忘的影响从 β=-.21, p<.05 降至 β=.10, p=.26。Bootstrap分析显示，间接效应大小的95%偏差校正置信区间排除了零，分别为[-1.05, -0.36]和[-0.77, -0.07]，表明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这些结果表明，伦理相关概念的易得性中介了不诚实与遗忘道德规则之间的关系。
排除替代解释。 接下来，我们检验了作弊是否导致参与者的自我效能感（α=.86）或积极和消极情绪（分别为α=.90和α=.93）产生差异。与实验3一样，我们发现无论参与者是否作弊，问题解决任务后参与者的自我效能感均无显著差异，t(92)<1, p=.48。至于情绪，我们发现不作弊条件下的参与者经历了与作弊条件下参与者相似的积极情绪，t(92)=-1.36, p=.18，但他们经历了更大的消极情绪，M_作弊=2.72, SD=1.41 vs. M_不作弊=2.12, SD=1.0，t(92)=2.30, p=.024。然而，消极情绪并未中介作弊与遗忘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与参与者记住的道德项目数量无关，B=.06, p=.56。我们注意到，当仅考虑专门测量紧张的项目时，我们复制了相同的发现。
道德项目的抑制。 接下来，我们进行了考虑所有参与者的分析。我们提出，作弊通过抑制道德项目导致遗忘道德规则。在前面呈现的分析中，我们通过表明伦理相关概念的易得性中介了作弊与遗忘道德规则之间的关系，为这一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为了更强有力地检验参与者是否在作弊后抑制了道德项目，我们检查了参与者用于完成词汇补全任务的、未出现在荣誉准则中的伦理相关词汇的数量。我们使用不来自荣誉准则的伦理相关词汇，而不是来自荣誉准则的词汇，因为未进行记忆任务条件下的参与者没有阅读荣誉准则，因此无法测试对这些项目的记忆。
我们将不来自荣誉准则的伦理相关词汇作为因变量，在我们的四个条件（作弊/道德准则 vs. 不作弊/道德准则 vs. 作弊/无道德准则 vs. 不作弊/无道德准则）作为被试间因子的方差分析中进行分析。条件的效应显著，F(3, 173)=4.55, p<.01, ηp²=.07。事后检验显示，作弊/道德准则条件下的参与者报告的项目很少（M=1.60, SD=1.12），与其他三个条件下的参与者相比，在三次比较中均 p<.03。在其他条件下，作弊/无道德准则条件下的参与者平均报告2.09个项目，SD=0.98；不作弊/无道德准则条件下的参与者平均报告2.18个项目，SD=1.00；不作弊/道德准则条件下的参与者平均报告2.34个项目，SD=1.02。
至于词汇补全任务中包含的中性词汇和其他两组词汇，我们发现条件没有显著效应，两次分析中均 p>.51。
讨论
实验4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作弊会导致道德遗忘——但前提是暴露于道德规则之后。我们的发现还为这种关系的潜在机制提供了证据，表明参与者在最初暴露于道德规则后，无意识地抑制了与道德相关的项目。
为什么未暴露于道德规则的作弊者在词汇补全任务中没有表现出对道德相关建构的抑制？我们提出，这些作弊者没有理由去普遍抑制道德，因为他们的行为与任何道德行为准则不一致这一点并未被凸显给他们。阅读荣誉准则使道德变得凸显（Shu等人，2011），并引发了客观的自我意识，这带来了根据外部和内部标准进行自我评价（Duval & Wicklund, 1972）。阅读荣誉准则的参与者被启动了将学术诚实形式的道德纳入这些标准中。对这些参与者来说，作弊代表了行为与标准之间的差异，他们随后产生了恢复一致性的动机（Aronson等人，1999）。因为暴露于荣誉准则使道德变得凸显（从而确立了道德目标的首要性），并且因为数学题作弊与这些道德目标不一致，所以对于暴露于荣誉准则的人来说，作弊导致了对道德概念的抑制。
这是为您翻译的论文最后一部分，包含了综合讨论、结论、附录A（实验使用的荣誉准则原文）以及数据表格。按照您的要求，参考文献（References）部分未进行翻译。
综合讨论与结论 (General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不诚实行为会对人际关系、组织和整个社会造成重大损害。在极端情况下，像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这样具有欺骗性的人会给无辜的人和机构带来毁灭性的财务灾难。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这类例子并非个人不诚实的孤立事件。尽管人们关心自己的道德形象并希望被他人视为有道德的人，但他们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跨越道德界限。
人们如何在有时表现出不道德行为的同时，依然保持自己的道德自我形象？我们知道，行动和信念会共同作用以支持我们的自我形象：即使我们的行为偏离了正轨，我们也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有道德的人。我们重新定义了什么是道德，并利用这种不断变化的定义来扭曲我们的自我概念，使我们最终能够积极地看待自己——或者至少避免消极地看待自己。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行动和信念还有第三个“同谋”：记忆。我们发现，诚实和不诚实的行为在记忆中会产生不对称的后果。在四项研究中，我们证明了当参与者在基于能力的任务中作弊时，他们会忘记在研究开始时接触到的道德准则中的条款。作弊者和未作弊者在记忆能力上的差异并不能解释这种遗忘，因为参与者在作弊后能够准确回忆中性项目，但无法回忆道德准则中的项目（实验1）。此外，人们只有在作弊行为得以实施之后才会忘记道德规则，而在有机会作弊之前则不会（实验2），这表明在道德规则的编码上不存在差异。即使参与者有金钱激励去准确回忆道德规则，对道德规则的遗忘依然存在（实验3）。最后，我们证明了遗忘道德规则是一个隐性过程，其原因是记忆中对道德概念的获取途径减少（实验4）。
人们是否意识到不诚实对记忆的影响？我们怀疑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事实上，当我们要求另一组学生（N=78；平均年龄=21.72，标准差=3.47）预测作弊对遗忘道德规则的影响时，他们并没有预见到不道德行为的这一后果。我们告诉这些学生，在一项研究中（一半参与者有机会作弊并且确实作弊了——回收条件，另一半没有作弊——控制条件），参与者在问题解决任务上的平均表现。我们要求学生预测他们认为在这两种实验条件下，参与者会记住多少个道德项目（满分7个，如实验1和2）。学生们正确地预测出，总体而言，各条件下的参与者记住的项目会少于7个：回收条件 M=4.28, SD=1.49 vs. 控制条件 M=4.19, SD=1.38；t(77)=-16.07, p<.001 和 t(77)=18.00, p<.001。然而，他们并没有预料到回忆的准确率在这两种描述的条件之间会有所不同，F(1, 77)<1。这种预测与我们实验中观察到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表明，不诚实会在记忆中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并可能影响未来的道德行为。也就是说，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不道德行为会导致对道德规则的遗忘。
理论意义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这些发现对记忆和自我知觉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与人们会忘记自己以前的态度（Bem & McConnell, 1970）并扭曲对先前所持观点的感知（Goethals & Reckman, 1973）的证据相一致，我们的实验表明，人们不仅会忘记外部刺激，还会忘记自己内在的立场。此外，我们的发现强调了关于“提取诱发遗忘（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的研究，该研究表明遗忘是由于在回忆阶段的抑制所致，而不是由于练习其他记忆而导致的忽视（Anderson, Bjork, & Bjork, 2000）。
我们的发现还对现有的道德心理学和伦理决策研究做出了贡献。为了解释不道德行为，学者们认为，对不诚实行为的最佳解释可能在于潜在的心理过程（Messick & Bazerman, 1996; Tenbrunsel & Messick, 2004）。与这些论点相一致，关于道德心理学和伦理决策的新兴文献已经确定了一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不诚实决策的心理因素。这项研究主要集中在不道德行为的前因（认知、特质或情境预测因素）上。我们通过探索不诚实行为的心理后果来对这一研究做出贡献。不诚实会导致内疚或羞耻感的增加，以及自尊心的降低。反过来，这些感觉会影响个体行为。例如，在道德越轨之后，人们通常更有可能顺从求助请求。在这里，我们强调了不道德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后果：遗忘道德规则。在不诚实行为之后，个体有动机去忘记与他们先前行为不一致的道德规则。
我们研究的结果表明，道德既是可塑的，也是固执的。它的可塑性在于，我们行为的决定因素出奇地容易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但它也是固执的：无论我们如何行事，我们的道德自我形象都会坚持不懈。几十年来关于认知失调的研究支持了态度会灵活调整以适应行为的观点，而这种灵活性有助于我们维持自我概念。我们通过模糊“道德”的定义来维持我们的道德自我形象。我们的研究表明，记忆也会发生变化，在维持我们固执的自我形象中发挥作用。在表现出不道德行为之后，我们似乎切断了获取旨在指导我们行为的道德概念和规则的途径。我们将不诚实行为扫入地毯下，并通过遗忘将我们不道德的痕迹抛在脑后。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Limit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我们看到了几个基于当前研究局限性而建立的未来研究方向。一个需要追求的重要方向是寻找遗忘的边界条件。并非所有所谓的遗忘案例都同样可信。回到我们开篇提到的前市长埃迪·普莱斯（Eddie Price）的例子，他对逃税指控的辩护是“我忘记了规则”：很难相信一个将管理税收收入作为其工作职责一部分的民选官员会仅仅忘记自己也要交税。我们目前能够检测到对一组通用规则的遗忘；检测对个体特定规则的遗忘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特别是对于那些将个人送上刑事法庭的严重伦理越轨案件。
这项工作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当不诚实是一种主动行为（commission）与一种不作为（omission，例如未能纠正现有的不道德情况）时，遗忘道德规则的程度是否有所不同。与不道德的主动行为相比，不作为的不道德行为是否会导致更大程度的遗忘？我们的研究发现了在这两种不诚实行为情况下都会发生遗忘道德规则的证据，但将程度大小的问题留给了未来的调查。探索被动和主动不道德行为之间的这种区别及其对记忆的影响，将是记忆与道德交叉领域的一个新追求方向。
我们的实验提供了证据，表明在接触道德准则后，遗忘道德规则是由于作弊后对规则的抑制所致。在两个实验中，我们还测量了参与者在作弊后报告体验到的情绪。我们没有发现在测量紧张感的项目上存在显著差异，也没有发现支持紧张或恐惧导致遗忘这一观点的证据。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考虑遗忘道德规则是否能缓解由作弊引起的高水平焦虑和压力，来进一步调查情绪的作用。这种类型的调查可以检验这些感觉是否会调节我们研究中证明的作弊与遗忘之间的关系。
未来的工作还可以检验我们研究中证明的这种遗忘类型，是否源于那些对他人具有负面和潜在伤害性但并非不道德的行为。例如，当考试确实应该得不及格时，让学生不及格而使其哭泣，可能会在老师心中产生不适感或失调感，特别是当老师对该学生抱有很高期望时。我们认为，在像这样道德不涉及其中的情况下，我们不会观察到对道德规则的遗忘。进一步的研究如果独立操纵行为的效价（valence）及其道德性，可以加深我们对遗忘道德规则的理解。
最后，未来的研究可以调查其他道德领域的遗忘，以将我们的发现扩展到作弊之外的不诚实行为。在对权威人物撒谎或伪造借口以逃避责任之后，我们会忘记道德规则吗？确定记忆何时与道德“同谋”，将有助于确定我们目前的发现适用于其他类型不道德行为的边界。
结论 (Conclusion)
虽然认识到实验室研究与现实世界环境之间存在重要差异，但我们相信我们的结果对伦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内部和外部道德准则（包括使命宣言和荣誉准则）可以有效地指导我们的行为，特别是当道德在不诚实具有诱惑力时变得凸显。但是，当我们跨越道德界限时，我们更有可能忘记道德规则。这样一个持续的反馈循环可能会传播更多越轨行为。当记忆与道德“同谋”时，我们会忘记我们践踏的道德界限，并将我们的不诚实行为隐藏在遗忘的面纱之下。
附录 A (Appendix A)
实验1-4中使用的学术荣誉准则 (Academic honor code used in Experiments 1-4)
第一部分：宗旨声明
大学社区的成员认为，本机构的根本目标是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同时培养他们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
我们认为，任何不诚实的行为都会伤害整个社区。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大学制定了学生荣誉准则。
第二部分：目标
大学的荣誉准则旨在培养一个基于信任、学术诚信和荣誉的社区。它具体旨在实现以下目标：
- 确保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明白，维护大学学术诚信的责任在于他们自己；
- 防止任何学生通过学术不端行为获得相对于其他学生的不公平优势；
- 确保学生明白，学术不诚实是对整个学术社区深厚信任的侵犯。
第三部分：学生责任
荣誉准则的直接目标是通过防止学术不端行为，防止任何学生获得相对于其他学生的不公平优势。
- 学术不端行为是指任何不当扭曲或可能不当扭曲学生成绩或其他学生学术记录的行为。此类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
- 在准备学术课程中包含的任何论文、实验报告、考试或其他作业时，拥有、使用或交换不当获取的书面或口头信息；
- 在完成学术要求时，替代学生或未经授权的协作；
- 提交与他人创作或发表的全部或大部分相同的材料，而没有注明作者身份的适当信用说明（剽窃）；
- 对声明者提交的表現或作品提出虚假声明。
虽然这些行为构成了确定的学术不端行为实例，但其他学术不端行为可能由教授定义。
学生在成为大学社区的一员之前，必须签署荣誉协议，确认他们承诺遵守荣誉准则。荣誉协议可能会再次出现在考试和其他作业中，以提醒学生在学术荣誉准则下的责任。
第四部分：教师责任
期望教师创造一个诚实蓬勃发展的环境。在创造这种环境时，期望教师做到以下几点：
- 尽可能具体地向他们的班级说明什么是适当的学术行为，以及什么构成学术不端行为。这包括但不限于使用以前提交的作业、家庭作业的协作等。
- 向大学图书馆提供旧试卷供学生复习；
- 避免重复使用试卷；
- 在他们教授的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中包含一段有关大学学术荣誉准则的信息。
除了上述期望之外，教师有权对学术行为的某些方面强加他们自己的解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
- 用于开卷考试的旧试卷；
- 课外作业的协作；
- 使用以前提交的课外作业。
数据表格 (Tables)
表格 1：实验1结果摘要。括号内为标准差。
| 条件 | 有作弊机会 (未作弊) | 有作弊机会 (作弊) | 无作弊机会 (控制组) |
|---|---|---|---|
| 样本量 (N) | 38 | 18 | 53 |
| 矩阵任务实际表现 | 7.68 (3.28) | 7.44 (2.15) | 7.51 (3.31) |
| 自我报告的表现 | 7.68 (3.28) | 12.33 (3.16) | 7.51 (3.31) |
| 表现夸大程度 | - | 4.89 (2.35) | - |
| 准确回忆的道德项目 | 3.71 (1.78) | 2.33 (1.85) | 3.62 (1.27) |
| 准确回忆的中性项目 | 3.79 (1.51) | 4.00 (1.61) | 4.13 (1.48) |
表格 2：实验2结果摘要。括号内为标准差。
| 条件 | 有作弊机会 (未作弊) | 有作弊机会 (作弊) | 无作弊机会 (控制组) |
|---|---|---|---|
| 样本量 (N) | 48 | 30 | 45 |
| 矩阵任务实际表现 | 7.67 (2.53) | 7.33 (2.40) | 7.56 (2.54) |
| 自我报告的表现 | 7.67 (2.53) | 11.30 (3.05) | 7.56 (2.54) |
| 表现夸大程度 | - | 3.97 (1.54) | - |
| 记忆任务1准确回忆的道德项目 (作弊机会前) | 4.44 (1.58) | 4.33 (1.92) | 4.60 (1.59) |
| 记忆任务2准确回忆的道德项目 (作弊机会后) | 4.21 (1.99) | 3.17 (1.60) | 4.38 (1.54) |